这次给《包青天》庆功的酒会，邱德艮请来了不少文化娱乐圈子的人，杜奇和王组贤一进入酒会，顿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大多数人是被王组贤一袭清新典雅的鱼尾裙礼服所吸引，不过真正上得台面的那些人，目光却都落在了杜奇身上。
以杜奇现在的地位，想要和他拉上关系的人极多，不过在看到了第一个上前的人之后，其他人都停下来了脚步。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有过关系，所以金镛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盟主”之地位。
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林山木曾在《明报》资料室做过资料员，经金镛赏识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自立门户建立《信报》；以散文广受欢迎的作家张君默在《明报》做过记者小说家江之南曾经是《明报》的编辑，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
而《明报》的专栏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极具江湖地位。即便是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已经成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种象征。
看到来人，杜奇当即笑道：“许久未见，查先生精神越加见好了！”
金镛摆摆手说：“你这也不用客气，反倒是显得生分了，我听说你之前刚刚去了华夏，不知道有什么看法？”
杜奇想了想，却道：“具体的我没法说的太多，不过却听说过一个笑话，有一次联合国召开会议，华夏、美国和苏联的元首都坐车去会场，三辆车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美国人朝左转，苏联人朝右转，司机请示后面的首长走哪条路，首长告诉他，打右灯，朝左转！”
金镛听完之后也忍不住面带微笑，心里细细琢磨，心中却十分严肃。
《明报》在60年代曾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华夏的消息，满足香港人对华夏一无所知的需求，从此《明报》便以“言论独立”的形象成为报道华夏消息的权威。
尽管《明报》与金镛在有关华夏问题上的立场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进入八十年代《明报》已经发展成为一份拥有读力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明报》的社论一直对香港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金镛一直在关注华夏的改革开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样，金镛对这项政策能否长久执行心存疑虑，却没有想到，杜奇作为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比他还要足。
这种事情除了等待时间检验，谁都不敢妄下结论，金镛原本只是想要试探杜奇对华夏的观感，没想却听到了一个有趣的回答。
这边和金镛交流着，杜奇却想到了上一世的情况，香港回归十余年，港人依旧对华夏有诸多排斥，一开始是没有摆正心态，看不起‘穷亲戚’，但等到华夏发展起来了，对华夏的依赖越来越强，但归属感仍然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