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们都在纠结着近代中国的对外态度，其中“开拓精神”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沉重的命题。
我们不去否认一个族群外部活动的多样性，但更不能无视一个族群内部的共性。即便诸如大唐帝国的陆上西部扩张与大明帝国初期的郑和下西洋，更多的内涵也在于中央帝国东方朝贡体系下的“扬武功”范畴。圣威在外，王治在内，中央帝国的“内”与“外”的态度是那么的分明。
站在整个历史来看，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央帝国在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这个问题上，大都是“内部解决”。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陷阱的历史难题越来越突出，作为一个早熟的明社会，“内部解决”的频繁程度和对自身明的破坏效应也越来越大。
欧洲在经过类似的上千年“内部解决”后，在这个历史大方向问题上，调整选择了“外部解决”。当然，“外部解决”的动力也和他们当时相对较低的内部生产力有关，以及宗教改革后眼界和思想上的解放。近代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与开拓精神，大致就指这个时期。这种集宗教、商业与殖民一体的开拓精神，也连带着带动了世界其他地域的人口流动与明散播。
我们很自豪在这个时期内，华夏民族也不是墨守陈规的，大量的华人也在朝外面的世界迈步。但有一个很遗憾的历史现象在告诉我们，那和开拓精神还差了很远，即使是郑和下西洋如此大规模的国家示范效应，华人成规模走向外面的步伐依然晚了150年。
“在大航海时代，华人走向海外的浪潮，全是为顺应欧洲殖民活动而附带的劳动力迁徙。典型例子的就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东南亚华裔人口大爆发。西方殖民者到来，激发了地区贸易和劳动力的需求，而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土著明显然无法提供符合时代生产力特征的合格劳力。于是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合法或不合法的带动下，一批批自愿或被迫的华人走进了欧洲殖民运动的通道，顺着欧洲殖民活动的轨迹开始散布，他们归根结底还是欧洲殖民开拓的产物。”
这大概就是近代东方移民史的真实写照，这种被动但极其坚韧的闯荡精神，在为华人开枝散叶的同时，也书写着“帮别人开拓”的可叹历史。
……
1628年11月13日。周二，黄昏。
挂着葡萄牙旗帜的未央宫号飞剪商船悄然地滑入了澳门港口码头。此时的澳门远不如几年前那般繁华，十几艘空无一人的葡萄牙商船死气沉沉地缩在泊位上，岸边也少有人走动。曾经码头上颐使气指的大明守澳官吏和葡萄牙兵丁也没了踪影，被一队队靠着墙根打呵欠的明盔亮甲的明军所代替。仿佛这座被葡萄牙人“租用”了大半个世纪的城镇已经被人遗忘了一样。
从马六甲派出的葡萄牙领航员作为代表和码头上的明军进行了简单的交涉，一小袋西班牙银元很快就打开了缺口。赵明川像一位跑前跑后的跟班一样尽心尽责，很快就找来了一辆马车，严晓松这才带着肚子已经微微隆起的卡特琳娜和长子下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