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反驳道，“只要我认为它是真理就可以，其他人的看法，我全无所谓――况且，我将通过实践来探寻。就像有人想听听公爵夫人对爱情的高见，她不屑一谈‘对于爱情，我不管理论，只管实践。’瞧，多么机智有趣的回答。你可以理解为，我将要写一本书，这将是我的日记或者回忆录。我仔细研究过中外有名的大作家的作品，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尽管书中的人物千奇百怪，形形色色，都是作家自己的化身或者身边的人物――哪怕是他的想象、虚构，也逃不出他的生活范围。托夫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指向1849年那个神奇的日子，要我说，《罪与罚》、《卡尔马左夫兄弟》、《白痴》都是在那一天当即完成的！而格雷厄姆・格林对于命运的审视、对于爱情的考量无不是利用了自己间谍生涯的探测能力。亨利・米勒的手法固然荒诞不经，但难道超现实主义不是建立在自我的现实主义经历之上的吗？作品的虚构只有通过现实中的预演才谈得上下笔成文，归根结底，我们的创作，难道不是真实生活的临摹吗？我认为写作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虚构只是披上了想象力的外衣，但作品的本体正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如果有人问我，你这本书谈得是爱情的真理的吗？我会回答，是的。因为这个真理经过了我亲身实践的检验。当然，这部作品更大的意义在于把我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个体的实践延伸到整个人类――因为人性的统一性――那么我可以谦逊地说本书勉强揭示了爱情的部分真理。”
荀昭好奇地问“你要怎么实践呢？”李恒脸色微红，显得局促不安，犹豫之后用很快的语速说道“大概我只能谈很多恋爱了。”云心在一旁面情严肃――大家都知道李恒和云心有些龃龉――突然问道“这是噱头吧？就像《康素爱萝》里面的主教一样，压根就没打算写那本书，只像让那本永无面世之日的‘大书’成为自己酒肉生活的遮羞布。”李恒不予置辩。他对于这本书所需要的实践所包含的道德因素思之甚微，因为他毫无在乎批判的声音。
“但是，我尚没有想好该如何设计情节，但是我觉得杜洛瓦和源氏公子的公子可以成为借鉴嘛。”李恒说道。“有的人做梦都想成为源氏公子。”云心低声讽刺道。李恒并不理睬云心，继续说道“我想采用固定视角的方式，就譬如说有一间窗子，从窗口望去，来来往往的人，每当遇见一个我爱的人，我就出去与她交谈――请注意，我只与她吃饭、看电影、散步、旅行――通过这种方式攫取她的美，每一种美就像一个枫叶，我把每片美丽的枫叶收集起来，这个枫叶集里面不仅包含艺术美，而且包含艺术美带来的爱情。”
“那窗口在整个故事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看不需要窗户，你也可以直接去房子外面收集美。”何玉红着脸问，说完马上捏了捏凡萱的手。
“不，”李恒转过身来看着何玉，皱了皱眉，解释道，“窗口是有寓意的。为什么她要从我的窗台走过？为什么我从走过窗台的那么多人选择了她？为什么最后我又忘记了她？窗口虽然是固定不动的，但是窗外的人却来来往往――你看到的是窗外的人，我看到的却是窗外的心。而房间呢？房间代表我的内心世界。有时候，即使我看见了窗外的美，我却不会走出去，因为理智在阻拦我，整个追求美的过程并不是像飞蛾扑火一样奋不顾身地去追求，而是经过内心的挣扎、思想的斗争，然后美因为过于熟悉而失去了其魅力显得十分普通――有人说这是喜新厌旧，但这的确是人性的一部分――至于最终，美能否因为扩大的距离再次凸显尚不可测。我知道，我的书让只让你们想到风流成性、寻花问柳、偷香窃玉的低俗生活，但并非这么简单――我承认这其中存在的成分，但绝不会越‘雷池’一步――我更倾向于表现爱情双方的内心世界。我将绝不拘泥于肤浅的、暧昧的、空洞的、乏味的语言描写，我将深入连她们自己也不曾挖掘过的自我内心世界，来翻阅她们过往心事的点点滴滴――这正如格雷厄姆・格林所说的，作家就像间谍一样密切地监视着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举一动――有些作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活而对作品中的剧情进行一些预演，我亦用此方式来完成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