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诫子书】
正如皇帝登基继位要讲究名正言顺一样，每个朝代在兴替之初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正统，也就是合法性问题。
比如高皇帝原本只是一个亭长，比六国贵族不知低贱了多少，凭什么最后是他坐天下？又凭什么是刘氏世世代代为天子而不会轮到别人？
当然，普通的底层黎庶是不会考虑这些事的，他们在乎的只是皇帝与臣子能不能让他们太平安生的过日子，但他们也需要一个永永尊奉刘氏的理由。而且治理一个国家首要的还是知识分子，越聪明的知识分子就越比普通黎庶要难说服，所以在汉代建国之初，刘氏就一直在急于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用来解释上述的两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只要一直存在，刘氏的皇位就不能说是万年永固。
幸而在孝武皇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所提出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刘氏的燃眉之急，更是妥善的解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以及刘氏受命于天，治理万民的合法性问题。
那个人的名字，叫董仲舒。
他将先秦传统儒家学说与法家刑名之术、阴阳家思想结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为中心的所谓的新儒学，也就是今文经学。里面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理论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经学也由此成为汉代官方的主流思想，从此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
但是随着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今文经学自身开始出现偏离了经文微言大义的道路，变得繁复而空洞，已经不适用于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论需要。已经渐成气候的古文经学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争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经的都是关西士族、通习今文经的则是关东士族，古文经学之争，由此也演变成了关东关西两方政治集团与学阀的较量。
这一争，便是两百多年。
对于皇帝来说，只要符合当前时代的需要，古今经学那个占主流都无所谓，而曹操有罪无罪，也全在皇帝一念之间。之所以要搞出这么大的议论，其实还是想借此机会试图改革贯穿汉代四百多年的古今经学的分歧，将其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新的儒学。
所以在见到众人之后，皇帝开门见山：“太学如今是什么个议论，诸君都知道吧？”
众人互相看了看，默契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只有等皇帝亲口为此事定下基调才是最重要的。
“曹操为父报仇，初衷是好的，但过程未免太过酷烈。”皇帝语气不急不慢，目光放在众人脸上一个个的看了过去：“申饬的一定要做的，但若如郑君他们所言，曹操滥杀无辜，该入狱等事，我看还是不必。其实诸君心里也明白，此番议论曹操兴师复仇不过是一个题目，真正要议的，其实还是各家之见。”